宝拉

2017-04-14 咸鱼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德国纪实疗愈系导演克利斯蒂安·施沃乔夫的新作品《保拉》(Paula)，是一部关于反传统的德国先锋派画家保拉·莫德松·贝克尔(Paula·Modersohn·Becker)的传记片。

保拉是19世纪末期最重要的女画家，也是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先行者之一。她1888年随父母迁居到德国不来梅的东北方——沃尔普斯韦德——这个成就了她艺术人生的宝地。如果你正好看过她的画作，你就会发现，那些交错纵横的小溪河流，沼泽平底中此起彼伏的沙丘，深沉的大地和天空，既来自她的家乡，也来自她的灵魂。这个美丽的简单的中世纪小镇不仅孕育了她，也激发了她记录事物的方式，即简单、大胆、自由。

“我的生命将是一场短暂而紧张的聚会”保拉曾如此预测过自己的一生。的确，她在年仅31岁的时候死于难产，短暂的十年绘画生涯也如她所言，紧张而又有序，创作出许多具有突破性的作品。也许这些突破性得益于她没有完整地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派艺术教育。但你仍然可以在她身上感受到一个真理：有的人天生就是艺术家。她对艺术敏锐的嗅觉很好地体现出了新旧世纪交替时期艺术家们集体的忧郁和焦虑。经历过19世纪末期文化运动，同时又身为一个女性画家，她对生命力的表达似乎就更加独特，在画过大量的静物风景之后，自画像形式的表现开始大量出现在她的画布上，可以说，生命后期的保拉，开始注重人性，发掘人性，努力通过自己的笔，将人本身真实地表现出来。与其把可爱的动物比作女人，她更愿意用植物来象征女人。她认为植物比动物更具有向上的活力，并且又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她不喜欢谈论文明的层次，因此在她的画里，在这部电影里，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她对真实自然的热爱与感谢。《保拉》的剧本重点描述了保拉的“不幸时期”，使得这部电影的整个基调，像随意涂抹色调一样，从悲剧的浪漫又转向喜剧的欢快，如保拉在画布上的自由奔放。《保拉》在德国不公开放映的排行榜上连续四周拔得头筹，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总票房171万欧元。该电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次全球公映，入围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劳拉奖”，在第67届（2017）柏林电影节展映，并于3月1日起在法国公映。继洛迦诺首映后，调查发现，该影片吸引到的大部分都是在家搞主流艺术的观众。在电影里饰演保拉的卡拉·朱里（Carla Juri），接受采访时她说道：“保拉是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探索一个激进的、在艺术上才华横溢的时髦女性奇妙的一生我感到很荣幸。”《Variety》的评论家写过：“在那个扑朔迷离又忙碌的年代中，电影《保拉》无疑捕捉到了她对生命的热情，为艺术而逃到巴黎以后，享乐主义和迟来的性意识逐渐被唤醒的过程也美轮美奂。即使是保拉的孤独，也精致而美丽。”同样讲述艺术家生活的，还有2016年上映的法语片《我与塞尚》。影片讲述的是塞尚和左拉这两位艺术巨匠的爱恨纠葛。

影片《宝拉》的主人公是德国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画家宝拉·莫德松·贝克尔（1876-1907）。影片并未对宝拉的绘画手法与艺术风格展开浓墨重彩的介绍，而是侧重于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唤醒与表达。讲述了在对女性是不够友好的19世纪，宝拉拒绝做生活中的附属品，艺术上的附庸者，大胆地冲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道德捆绑、挑战社会对女性从事艺术领域的专业歧视、摆脱传统画派牵制、捍卫自我艺术价值至死方休的生命华章。父亲：我不认为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宝拉：但我认为。影片以宝拉和父亲的对话开篇。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中产家庭的宝拉，此刻正经历着父亲语重心长的催婚。欧洲中产阶级女性在19世纪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因此宝拉父亲的规劝并非空穴来风。从画布后面探出头的宝拉一脸坚定地伸张着自己的梦想征途。也许是出于对女儿又一次的宠溺，抑或是给女儿单身阶段的最后礼物，这场“我要你红楼、你却要西游”的拉锯战，以宝拉父亲的妥协告终。于是，宝拉背着画箱意气风发地奔向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之村。弗里茨：这太粗糙了，我怎么教您的！宝拉：精确、细致。弗里茨：绘画要精准地描摹大自然宝拉：还有我的感受。弗里茨：您画画不按章法吗？宝拉：请原谅，我跟随我的感受。弗里茨：您的感受缺乏技巧。在沃尔普韦德的绘画学习并不像宝拉想象的那么美好，倒不是说沃尔普韦德的春天不美好，事实上，那里的光线、色彩放到画布上就是一副完美的印象派风景画。不够美好的是宝拉当时的老师弗里茨·麦肯逊。弗里茨的愤怒，一方面来自于，对女学生们一季一更的微词，“学校快成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女孩子们出阁前的夏令营了”；另一方面来自于，缺乏写实技巧的宝拉，挑战权威的理直气壮。为了泄愤，弗里茨只能拉来同是沃尔普斯韦德画家圈的奥托·莫德索恩，对宝拉的画作旁敲侧讽。奥托：您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吗？宝拉：是的。这就是奥托和宝拉这对璧人的第一次对话。奥托显然并没有完全认可宝拉的画风，但他包容的态度和尝试理解的宽厚，与尖酸刻薄、高傲自大的弗里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窘境中的宝拉得以挽尊。宝拉从这个抱着孩子的温暖男人身上得到的尊重与善意不难感同。而这也许就是后来宝拉选择嫁给奥托的原因。而宝拉新鲜的视角与血液中流淌的特立独行也给这个沉浸于丧妻之痛的男人、单身父亲也看到到了这个春天最明艳的风景。宝拉在沃尔普斯韦德的夏天，在绿意盎然的沼泽蒿地恣意奔跑中，在与女性好友克拉拉·韦斯特霍夫（女雕塑家）的惺惺相惜的鼓励中，在给当地妇孺勾绘的一幅幅画像中悄然度过。入秋的时候，沃尔普斯韦德画家圈迎来了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他受海因里希•福格勒邀请到此给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们写传。才华横溢又浪漫害羞的里尔克一下子就击中了克拉拉的心。里克尔成了克拉拉的恋人，也成了宝拉一生的挚友。从此沃尔普斯韦德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两对恋人的甜蜜爱情。宝拉嫁给了奥托，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利婚姻，但不得不承认，在女性艺术家不被艺术圈接受的时代，宝拉的初期艺术创作需要依靠奥托卖画来支撑，但宝拉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婚姻也是。受前妻去世影响，奥托对女性生产产生了心理障碍。无疾而终的初夜之后，奥托与宝拉保持着相敬如宾、相爱却难相拥的无性婚姻。四年后，那场促使宝拉离开沃尔普斯韦德的争吵，也不完全出于宝拉对苍白婚姻的抱怨，真正戳伤宝拉的是奥托随波逐流对她画作中人物形象怪异的批评。揣着里尔克的自助金，怀着对奥托否定自己艺术的怨气，宝拉只身奔赴新的艺术中心巴黎。在巴黎游学期间，宝拉确定自己是塞尚、梵高、高更等人的拥趸，进而坚定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她重逢了昔日好友克拉拉，此时的克拉拉结束了与里克尔短暂的婚姻，在罗丹的雕塑工作室做助理。于是，白天，宝拉和克拉拉各自在男权艺术圈里为艺术梦想全力以赴；夜晚，香烟、音乐……与同样不得志的女艺术家在酒吧买醉，可以说这是巴黎女性自我意识解放下苦苦挣扎的写照。宝拉离开的沃尔普斯韦德，仿佛只剩下冰冷凛冽的冬天。奥托一方面忍受着爱人离开的孤独悲伤，另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朋友们舆论的压力。19世纪搞艺术的女人本来就是“脱离常规”的存在，而离家出走去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更是为伦理、法律所不容，丈夫有权因此休妻，家人有权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卡蜜尔就是以这种法律下的悲剧人物）。而奥托却从未给宝拉寄出过任何威胁的信件，只有一次次金钱的支持。反而是宝拉提出了离婚要求。影片也涉及了宝拉在巴黎时的性解放，于是不少人垢弊、质疑宝拉在巴黎时是否真的沉心于艺术创作，还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事实上，影片也借一些细节给予了回答：宝拉用画作抵消房租欠款、在闹市区靠画速写填补日常开销、深夜与克拉拉到工作室偷颜料、以及奥托进入宝拉巴黎公寓时看到的满地满屋子的画作……宝拉在巴黎的生活既拮据又刻苦。也正是当奥托看到宝拉画作时，他甚至放弃了挽回宝拉的初衷，“她才是沃尔普斯韦德唯一的天才”，他终于理解了宝拉的艺术道路，放下身上所有钱后，奥托打算默默离开。宝拉看到奥托留下的钱，激动不已，她明白这是奥托对她艺术的肯定，而非仅仅是对妻子的忍让与妥协。她追了出去。奥托也和盘托出自己对性恐惧的原因，奥托与宝拉灵魂与肉体上的裂痕终于得以修复。也许奥托的担忧却有预感，1907年11月20日，宝拉死于产后大出血，离世时只有31岁，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可惜！”是啊，真可惜，就在她的作品发掘出人性美之时，就在她更多地成为她自己之时，就在她刚刚完成人生预设“我应该有三幅好作品和一孩子”之时，一切戛然而止。就像宝拉曾描述过的一般，“我的生活应该是个庆典，一个短暂而热烈的庆典。”虽然她的一生十分短暂，她的艺术风格和个人魅力却影响了一个时代，改变和引领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