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布鲁斯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耐观影》(ID：Naiguanfilm)最近一段时间，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刷微博，刷微信，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进展。 接着在上班路上会通过各种方式与国内的父母，亲友，小伙伴沟通，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 随后不厌其烦的再三叮嘱不要外出，积极防护，随时戴口罩...... 等到了单位，本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这时候却发现好像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就只能在那里丧丧的颓着，工作效率大打折扣，甚至会被法国老板骂。 这到底是怎么了？借用一个华人学者因为不能及时交稿而给美国编辑部的邮件回复：“I found myself constantly under stress and unable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coronavirus for the past two weeks， I guess that’s what it means to be a Chinese-- it hurts when we know ordinary people in our country are suffering. ”“过去两周以来，我发现自己一直持续处于情绪波动中，除了关注病毒疫情，无法再去思考任何其他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在国内遭受痛苦时的共情。”当父母感叹“幸好你及时回法国了”时，其实想回答“我的心并没有和我一起回来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种远程焦虑呢？解读：处于事件本身中的人会觉得置身事外的人会安全很多，毕竟有了一定的距离，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但是事实并不然，身处事件之外的人正是因为这层距离，内心会无限夸大事件本身的影响力，从而导致比事件本身有关的人产生更多的焦虑和担心，换句话说未知的恐惧永远是最强烈的恐惧。虽然远在国外，感染疾病的风险小了很多，但是心理建设此时愈加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恰逢本周就有这样一部历经国家重大事件后如何拯救全民心理创伤的法国喜剧电影。

女主为什么离开巴黎？女主为什么回到故土？女主为什么坚持留下？女主为什么做心理分析师？好多问题…… 在索求答案的，是观影的我。但电影没给明确答案，只是让女主在她的故事里活。从精神分析来看，她寻找“需要她”的人，其实是她需要“需要她”的人。她随着父亲背井离乡，失去自己的根。她说她离开巴黎，是因为那里没人需要她。她是谁？她想知道。需要她之人的存在，才可以镜映出她的存在。几乎所有人都问她，你结婚了吗？一个对女性常有的诘问。不仅与文化有关，也是女主自己对自己的叩问:我一个人，在做什么？只展示了她靠在自己的椅子上，似不带感情的一到时间就赶人。一个标准的精神分析师。也是她的人格底色——她坚持自己的位置（椅子），理性、克制，抽离的观察每个人、每件事。偶尔参与，浅尝辄止。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些佛的影子。佛因人们的需求而现身于闹市之中。佛低眉接纳众生，虽世间混乱依旧，人们亦获得救赎，心底生出对爱人，对自己的柔软与真诚。女主不是佛。片叶还是沾了身。她于信仰的肉身旁，哭出声来。精神的黑夜里，灯光一闪一闪。她迷失了，但也走在回归自我的路上。混乱的突尼斯需要她。她也寻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故乡。那些问题的答案，真的重要吗？

Eva Sauphie采访导演Manèle Labidi原文链接：https://www.lepoint.fr/afrique/un-divan-a-tunis-liberer-la-parole-au-niveau-de-l-intime-11-02-2020-2362052_3826.php翻译：通过www.DeepL.com/Translator（免费版）翻译，根据个人理解，略作修改。导语：在Manèle Labidi的第一部电影中，拥有政治学学位的她选择了去关注阿拉伯电影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主题：尽管精神分析学与突尼斯的社会关注点相去甚远，但在革命后，中产阶级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达到了顶峰，这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通过喜剧，这位36岁的法国-突尼斯导演带来了一幅带着温柔和幽默的社会群像，以更好地描绘一个处于社会、政治、经济和行政重建中的国家。"在这里，我们是在美容院或者按摩院里谈，而不是在心理医生那里谈!"不过，说这句讽刺话的成功女商人，最后也会躺在塞尔玛的沙发上。塞尔玛，是一位35岁的精神分析师，由迷人的法国-伊朗女演员Golshifteh Farahani饰演，卷发迎风，嘴里叼着烟，皮肤上刻着纹身，她决定离开巴黎，在突尼斯南郊的埃兹-扎拉开一家诊所。一个奇怪的决定，但远比看上去严肃。以下是由Le Point Afrique带来的导演采访：Q1 Le Point Afrique：你是双重国籍，就像电影中的女主角Selma--她既是巴黎人，也是突尼斯人。这种身份特征对理解你的电影主题是否至关重要？Manèle Labidi：对我的女演员来说，理解漂泊无根的处境很重要。Golshifteh（饰演Selma）的根在伊朗，但她住在巴黎。我出生在巴黎郊区，父母都是移民。但我是在一个纯正的突尼斯家庭长大的，家里说的是阿拉伯语。在我二十多岁之前，每年都会在突尼斯呆两三个月。然而，人们总是或多或少让我明白，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法国也一样，这种印象在"9-11"事件后真正固化了。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既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那里的人，我不得不考虑第三种方式来寻找救赎。（以下均为Le Point Afrique 和导演对谈，故省略抬头）Q2突尼斯革命是你电影项目的起点。你是如何站在远处经历这些事件的？正如你指出的，我们离得很远。对我来说，和所有移民的孩子一样，我们的革命经历是一种幻想。我们看着国家的历史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加速发展。我们感觉到一些很本能的、很感性的东西，比如想去那里做一些事情，很抽象。但这是影片主题的出发点，它讲述了一个人物在对一个国家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幻想着做一些事情的故事。但谁又有希望修复父母那一代的残缺呢？Q3确切地说，在影片中，我们有一种感觉，这种修复是基于新一代的。你通过"补偿"现象（phénomène"repats" ）的化身塞尔玛这个人物来证明这一点。突尼斯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具有很强人格崇拜的独裁者的枷锁之下，重建需要时间。移民子女目睹了他们的父母被迫流亡的悲哀，目睹了他们在法国的生活受到相当严重的歧视.....新一代人由于缺乏机会和帮助，而无法在法国取得社会成就，这是促使他们去往不被期望的地方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像来到突尼斯开诊所的塞尔玛，她自以为掌握了进入这个国家的密码，却发现这儿是一个一切都需要重新创造和重塑的地方。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是这个新生代的意义所在。同时，也会出现人才流失，最优秀的人正在离开这个国家。其实，回来也是一种激进的行为，这样做也会带来融合上的困难。塞尔玛的性格中有一种自负，即使是无意识的，她想借此修复一部分自我，在巴黎，她没有任何附加价值。还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回家后都会摔坏牙齿（指文化、生活上的不适应）。我们的父母非常反对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Q4《阿拉伯布鲁斯》是一部关于私房话的电影，大家在塞尔玛的咨询室前排起了长队。这是否反映了现实？本片的主题集中在独裁统治对一个长期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民族的影响上，而这个民族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空下。我想捕捉的就是这种恢复了的交谈。我绝对不想通过讲述一个巴黎心理医生把她的科学强加给在这些事情上完全落后的人们的故事，让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相互对立。像在任何国家一样，人们对这种做法不情愿--肯定与涉及突尼斯的宗教或团体的分量有关--但精神分析得到了认可。喜剧允许我安排了夸张的队伍，但我相信，像塞尔玛这样的精神分析师，在现实生活中，她的办公室前会有这么长的队伍。我不认为我是不切实际的。Q5精神分析的实践在突尼斯是否已经被制度化地建立起来了？与摩洛哥不同，突尼斯没有精神分析的学会，它还处在刚刚萌发的阶段。不过，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已经在开始发展。自从革命以来，对这种类型的需求突然增加了，所有这些都是在创伤后（post-traumatiques）引起的，包括了抑郁，焦虑症甚至妄想症的病例。Q6你是如何记录这些的？我去见了突尼斯拉齐精神病院的从业人员，它相当于巴黎的圣安娜。是他们告诉我，咨询名单越来越长。我还采访了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和邻居，他们都很乐意与心理医生交谈和看病。Q7在您看来，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建是否首先要进行心理修复？民众对这场革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主要是政治上的。但在我看来，要想彻底革命，还必须有个人意识的革命。这部电影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它讲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亲密关系，我们说的是相当平淡的事情，而阿拉伯世界的虚构人物总是带着非常沉重的社会和政治标签。我想把自己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去追寻那些对性行为、性别认同、成瘾等有顾虑的普通人。如果不在亲密的层面上解放言论，淤塞将继续存在。Q8电影中女性角色占有很大比重，你想在银幕上展示哪些女性的肖像？我想摆脱虚构作品中经常描绘的阿拉伯妇女的受害者形象。我想展示更多类型的女性气质：蒙着面纱的性欲旺盛的女性，其他使用面纱作为撒娇或时尚手段的女性。至于塞尔玛这个角色，她的女性气质始终是很阳刚的。她没有马格里布或中东地区那种典型的、非常夸张的女性气质。还有那个短发少女，留着挑染的短发，在阿拉伯国家是一种政治行为。与任何一个社区一样，这儿有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妇女群体。妇女不是受害者，她们有打破群体和传统规则的策略，就像男人一样。Q9确切地说，你在电影中毫不犹豫地表现了阿拉伯男人敏感的一面。马格里布有一句俗语，说阿尔及利亚人是战士，摩洛哥人是牧羊人，突尼斯人是女人。自布尔吉巴和保护国结束后，妇女的权利得到了确立。妇女出现在公共生活、公司和艺术中。然而，突尼斯男子和阿拉伯世界的感性的一面从未被唤起，因为人们更愿意躲在一个男性典型的背后。我认为，革命加剧了男人的敏感性，极大地削弱了他们之前所表现出的安全感，这在经济和身份方面都有所减弱。最后，这场革命提出了每个人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想把人物人性化，他们也在经历人性的冲突。Q101月14日，突尼斯人庆祝革命9周年。在国家还在寻找政府的时候，你如何看待国家的政治过渡？国家的未来喜忧参半。袭击事件，伊斯兰主义者的崛起（la percée des islamistes）......经济上，也很复杂，旅游业被削减了，从去年开始，它才开始怯生生地回升。我观察到的是，受过教育，有文化并寻找自由的民众是男女权利的真正保障，这是一种希望。不管别人怎么说，民主正在进行，而且没有流血。我不相信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民主不相容的观点。同样，精神分析也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专利。尽管有宗教和社会控制，但我们都有母亲、父亲、教育、梦想和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框架当然要适应国内的实际情况，但我根本不相信本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