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自三月号西班牙版BEST MOVIE, 作者-Irene Crespo Cortés
以下为文章转译：在《苦涩的圣诞节》中，佩德罗·阿莫多瓦继续通过两个故事和两个“第二自我”（分别由芭芭拉·伦尼和莱昂纳多·斯巴拉利亚饰演）来探索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是一部关于“自传虚构”（autoficción）极限的电影，一如既往地充斥着他的激情与执念……从兰萨罗特岛延伸至查维拉·瓦尔加斯（Chavela Vargas）。在看完《苦涩的圣诞节》两周后，我们在阿莫多瓦的“欲望电影公司”（El Deseo）办公室见到了他。这是他为新片做的第二次采访。根据他在导演笔记中的写法，这部电影是“一场电影化的、皮兰德娄式的游戏，同时也质疑了虚构者的伦理”
，并且“反思了创作及其与现实、与生活的关系”。在这个游戏中设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艾尔莎（芭芭拉·伦尼 饰），一名正经历恐慌危机的广告导演；另一个是劳尔（莱昂纳多·斯巴拉利亚 饰），一名处于创作危机中的电影导演，他正在撰写艾尔莎的故事。为了通过这个故事克服自己的“创作干旱期”，劳尔正不断从周围人的身上吸取养分。这种转化为自传虚构的灵感是否存在极限？这就是围绕着这部在两个时空跳转的新作的核心问题：艾尔莎的故事发生在2004年的宪法节长假，而劳尔的故事则设定在2026年的夏天。
在两位主角周围，出现了一系列“镜像人物”，劳尔将他们写进纸上、搬上银幕。这些都是处于哀悼中的人：为了母亲的去世、为了离别、为了夭折的孩子……这是一场必要的哀悼，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战斗、面对和接受。艾塔娜·桑切斯-希洪、帕特里克·克里亚多、基姆·古铁雷斯、米莱娜·斯米特、维多利亚·卢恩戈共同构成了这部充满了阿莫多瓦式激情与执念的电影卡司。片中展现出的惊喜与冒险，预示着一位正处于创作巅峰期的导演状态。正如片中的劳尔一样，阿莫多瓦意识到自己必须拍电影，他需要这样做。因此，在2024年秋天《隔壁房间》上映仅一周后，他就已经开始了《苦涩的圣诞节》的前期筹备。在影片上映前一个多月，阿莫多瓦开始谈论他的作品。对于采访双方来说，最初的几次访谈既复杂又轻松。“这就是我开始从他人的视角面对电影的时候……这给了我很多信息，”我们刚坐下他就说道，“我所能谈论的都是电影内部的东西，但这些采访——最初的以及随后的——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这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它完整了我，极大地完整了我，而且这是必要的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苦涩的圣诞节》的主题：分享创作，用他人的眼光以及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它。”
问：我想从片名谈起，《苦涩的圣诞节》（Amarga Navidad）显然是查维拉·瓦尔加斯的一首歌名，这首歌在电影中也有重要时刻。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用这个名字的？阿莫多瓦：有些时候名字会立刻浮现……但我现在并不确定这是否是最好的标题，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圣诞节的。虽然它确实发生在圣诞期间，在12月的宪法节长假，那是马德里被圣诞装饰占据的时候。但可以说，它是“反圣诞童话”的。不过确实是查维拉的那首歌促使我定下了这个名字。
问：你是根据查维拉的那首歌构思《苦涩的圣诞节》的故事吗？虽然她和她的音乐对你个人一直很重要，在你的电影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但这次似乎更进一步？阿莫多瓦：查维拉的歌总是能直接与你对话，无论你属于什么性别，也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感情状况。当你看着她时，仿佛她在你耳边呢喃她所唱的一切。听完那首歌后，一个角色决定离开她的丈夫，所以这首歌具有极大的戏剧重要性。通常是治疗师、朋友或是常识告诉你：“看，你必须离开这里，别再在这个男人身上受苦了。”而在这里，我把这种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赋予了这支歌。顺便，这也是对查维拉的致敬。
问：片中还有两次查维拉歌曲的时刻，其中一次由歌手阿玛雅·罗梅罗（Amaia Romero）主演，已经引起了很多话题，她演唱了《微不足道的事》（Las pequeñas cosas）……阿莫多瓦：那不是墨西哥歌曲，是一首阿根廷歌曲，但查维拉总能接手这些歌并把它们转化为别的东西……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时刻，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因为阿玛雅有一种从空无中生出情感的能力，她开始清唱，她的才华令人印象深刻。她把那首歌变成了她自己的。
问：在过去的几年里，你转向了克制风格，但在这里你似乎允许自己承担这样的风险。你是否允许自己重新与“以前的佩德罗”接轨？阿莫多瓦：是的，我想这再次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因为它与我密切相关，与我叙事和引入歌曲的方式有关。而且这些歌曲同时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它不再是你听的一首歌，而是一首在对角色说“我喜欢在十二月让你滚蛋”的歌（这是丈夫对她说的），“让你残酷的告别，成为我的圣诞节”。这就是你必须做的：离开。对于这种大胆尝试，特别是与歌曲相关的，你需要听觉的部分。歌手我有了（阿玛雅和查维拉），但随后你需要极其出色的女演员。因为电影是运动，是行动，而这里没有行动。我的意思是，阿玛雅坐在床上，面对着芭芭拉，而芭芭拉和维多利亚·卢恩戈坐在沙发上，颤抖着聆听：没有外在动作。然而，这是一种内在的和情感的行动。这就是我玩的把戏。你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但幸运的是，我有这些女演员。
问：电影有两个故事，两个时代……这种结构是最初就有的吗？阿莫多瓦： 它出现得很快。我最开始写的是2004年的故事，这和我自己有关，因为那段时间我经常偏头痛，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不知道如果它与恐慌危机交织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地狱。回想起这些，一旦我开始写芭芭拉·伦尼的角色，我立刻就想到了那个正在写她的人——说到底那就是我，但在电影中是劳尔（莱昂纳多·斯巴拉利亚 饰）这个角色。所以这里有三层现实：我的现实，我委托给劳尔去写的关于现实的创作（他自己也会操纵和重写），以及他在其中将芭芭拉转化为他自己的“第二自我”。我们三个人就像是对齐了一样。所以从很早开始，我就看清了电影的结构是两个故事的交替。一个人在写，另一些人在活。直到最后有一个时刻，两个故事翻转了，是故事本身在讲述它自己。
问：电影中有一个时刻谈到了“政治正确的独裁”、取消文化等。你认为这会影响创作吗？阿莫多瓦：有害影响之一是这一切都会导致你“自我审查”。自我审查是最糟糕的……一个作家或电影人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当然，尊重他人是好事，你当然要尊重他人，但你不能去想你会得罪谁，因为那样就会产生一种与创作不相符的虚假感。我试着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保持正确，但不可避免地，生活是不完美的，角色也不完美。所以我完全认同劳尔说的话：我只能在最绝对的自由中写作。另一个角色回了他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哪怕天塌下来（不顾一切后果）？”不，我希望谁也不要垮掉，但这就是我提出的辩论，我不给出定论，让每个人自己得出结论。
问：你已经连续几部电影谈论死亡了，这里谈论的是“哀悼”。阿莫多瓦：我认为那是绝对必要的，且与我们的天性有关。芭芭拉·伦尼的角色通过哀悼被激励去继续创作，正是因为她需要那种平静、孤独和无所事事，去专门思念她的母亲。这对她来说是卓有成效的，也缓解了她的痛苦。维多利亚·卢恩戈的情况则是一场关于爱极其痛苦的哀悼，她做出了决定，但情感并不会在人想让它死的时候就死去。还有米莱娜·斯米特饰演的年轻母亲，那是其中最惨的一个，她的孩子死于事故。我非常爱米莱娜这个角色。你看，这是我唯一一个在写剧本时就想着特定女演员写的角色。其他角色在我写完剧本前都不知道谁来演。但在写这个角色时，我想到了米莱娜的呼吸方式，那种“低气压”的状态，低声细语，以及她的表达方式。这是一个量身定制的角色。
问：艾塔娜·桑切斯-希洪的角色似乎也是量身定制的，她与莱昂纳多·斯巴拉利亚的那场戏是整部电影的关键吗？阿莫多瓦：当我完成剧本时，我意识到那场戏至关重要。我曾和艾塔娜合作过，我认为那是属于她的，艾塔娜是一位伟大的悲剧女演员。我最初像排练话剧一样工作，我们坐在这张桌子旁朗读，我给他们指导，然后再去一个至少有点家具可以走位的地方。但在围读时，我意识到那些对话极其难说，那些对话与他们自身、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生活有关，因为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但普通人平时不那样说话……我回到家试图改点什么，但我发现什么也改不了。所以解决方案就是让他们投入慷慨的表演，他们做到了，我们花了至少两个月时间只排练那一部分。我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在排练时、在实地演练时都是如此……总之，我对这部电影非常满意，我认为演员们表现得无与伦比，但莱昂纳多·斯巴拉利亚与艾塔娜·桑切斯-希洪的交锋是极高水准的，极高。
问：你是否在斯巴拉利亚的角色身上认出了自己？他说当发现故事时会进入一种“出神”（trance）状态。故事统治了你……阿莫多瓦： 当我听演员们说话时，听他们讲一些我甚至都不记得的事，这让我很懊恼，因为通常那是些有趣且离奇的事。有一天我对罗西·德·帕尔马（Rossy de Palma）说：“我们要去别墅吃顿饭，你们得开始告诉我你们记得的事，因为我在排练时总是试图钻进角色内部。”很多时候我亲自示范给他们看，然后进入一种“出神”状态，所以我身边总带着助手，把我即兴发挥的一切都记下来。当我结束时，助手走过来告诉我刚才做了什么。确实，当你察觉到你抓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时，那种感觉是令人陶醉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份工作。我以一种绝对激情的方式生活在写作和电影拍摄中。我希望永远如此。我从未因为“必须拍一部电影”而拍电影，是电影推动并强迫我去写它。你感觉自己像个灵媒，因为几乎不是你在做决定。有时你会写下一些你不想写的东西，因为你必须把手伸进自己的私密深处，有时那并不是一种讨喜的练习。但当故事呈现在你面前，你已经揪住了它的牛角时，那种感觉非常清晰。这是一种完全令人上瘾的感觉。
问：自2019年《痛苦与荣耀》上映以来，你已经拍了三部长片、两部短片，这种成瘾看起来……阿莫多瓦：（大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工作得更多。
问：在近期的采访中，你经常谈到害怕这一切会结束，但目前看来结束还远着呢……阿莫多瓦：那种“不浪费每一分钟”的推动力来自疫情。疫情让我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仿佛未来不再有时间让我写作和导演了。从那时起，我拍了三部电影和两部30分钟的英语短片。我工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这更多是与一种焦虑有关，一种必须投入某事的需要。也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不知道倒计时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们一定离那个倒计时很近了，尽管它也可能是在20年后……我产生了一种极大的紧迫感去继续写作、拍摄。事实上，最夸张的是在兰萨罗特岛拍摄的一个月里，只要我有空闲时间，我就开始写一部小说，而且已经写完了。在拍电影的同时写小说简直是疯了，而且小说内容和电影毫无关系。它将在九月或十月出版。此外，这并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我自己。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生活就是这些。我必须就这样继续下去。
--Pedro Almodóvar explora los límites de la creación en ‘Amarga Navidad’: “Hay veces que escribes cosas que no quieres escribir porque tienes que meter la mano dentro de tu propia intimid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