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飞热剧《苏里南》中，那位由黄政民扮演、披着神职外衣的“毒枭圣徒”全耀焕的原型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奉行。他在1994年逃往苏里南，干过诈骗、走私、偷渡，以其浑水摸鱼的本领和八面玲珑的手段，成为了权势通天且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一代毒王。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的赵奉行本人并不拥有神职身份。他的运输渠道是那些过境苏里南的亚洲（主要是韩国）过客，手段是威逼利诱，而非剧中那样假基督教模式的宗教洗脑术。
河正宇扮演的姜仁久，是韩国媒体匿名表扬过的K氏，他与赵奉行的恩怨情仇尚无具体细节。但与剧中类似，他作为一介平民，以其活跃的脑路和恒久的耐心，协助韩国国情院完成了困难的抓捕行动。这个基于真实案件、富有足够噱头、听起来格局宏大的故事，吸引到网飞的参与以及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从本质上来说不难想象。但放到韩国电影的创作脉络里，这个故事似乎又有点“自我背离”——《苏里南》是一部“主旋律”的剧集，这让它在一派以生猛和“黑体制”而著称的制作中显得格格不入。
按照一种极端的剧作传统，《苏里南》的共情点可以放在大毒枭全耀焕身上，如此一来姜仁久便可以轻装上阵，左右着自己的人物弧光。这一思路的一个标准模板是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电影版本见《现代启示录》），是查尔斯·马洛对库尔茨的认同。按照韩国作品自己的狠劲，《苏里南》也可以走上《新世界》的老路，即姜仁久设计杀掉全耀焕、陈震以及国情院官员崔昌浩等一众人，成为掌控一切的苏里南新教父。当然，这类可能并不存在。
一方面是因为《苏里南》基于一个新闻史实，难以改动其价值观和主线叙事——保持这一设定，也就是确保对那个“匿名者K”的尊重，这是一种影像化的“现实补偿”。另一个原因并未直言，但也并未遮掩——《苏里南》作为韩国主旋律的“立场”是建立在一种地缘政治上的。这明面上表现为全耀焕和陈震在苏里南毒品市场上的势力割据，实际上却是韩裔社区与华人社区、韩国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世界边陲的你争我夺。以基督的名义，斥中式的泛神祭仪（如拜关公）为“邪魔外道”，这种骨子里的“文化战意”自第一集就定立了其决然的基调。全耀焕单枪匹马杀到唐人街为姜仁久解决鳐鱼的问题，与其说是搬出了上帝的质疑，实际上是确立其“强势文化”的恫吓，这场戏自然也最终以华人帮派的认怂而告终。
张震扮演的华人帮派首领陈震虽然被刻画得像个性情中人，但也疑似带着蛮夷落后的象征，甚至被暗指为苏里南恶劣生态的渊源，他是全耀焕称霸毒品市场的劲敌，也是导致姜仁久入狱的间接因素。放全耀焕的立场上，是势如水火，非必要绝不合作；放姜仁久立场上，则是要通过反复有说，让双方拼个你死我活，以求最终一并剪除。姜仁久见证了陈震的诸多所作为所：霸凌、贩毒、以电锯和鳄鱼草菅人命、动辄将人悬吊城门示众。在姜仁久的运筹帷幄中，故事一定会被推向第五集：唐人街大屠杀。
这可以被视为一场“文化战斗”，韩国社团站在了攻方，华人帮派则死光光。这自然有后者停滞不前、前者知己知彼的缘故。在这其中，赵祐镇扮演的卞基泰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脱离了华人社区，乃至脱离了华人身份，并借此恢复了自身的大韩民族身份（他的设定是中国朝鲜族人）。这种身份上的晦暗和复杂性赋予他这种反戈一击的可能性，陈震最终也是死于他的枪下。卞基泰的另一重身份，是韩国国情院的卧底探员，他先卧底于唐人街，随后改换门庭成为全耀焕的心腹，这些设定让他在一个坚忍的探员和疯狗式的黑社会之间来回拉锯，赋予了人物最大的张力。论及整部剧，卞基泰这个角色的塑造以及赵祐镇的演出都是为数不多的亮点所在。
相对于赵祐镇撑住了卞基泰这个角色，其他几位演员，就统统逊色了不少，张震扮演的陈震，是个被定性的、相对刻板的角色，最多只能说不过不失；而三大主演河正宇、黄政民、朴海秀，才是被观众重点质疑的对象——《苏里南》祭出这样的顶尖阵容，本来是想打造一部直男风貌的权力游戏，但具体呈现出来的故事走向却一如儿戏。问题很大程度出在人设上，以黄政民扮演的全耀焕来说，他自然是控制气场的关键人物。在作为牧师形象的场景中，他的状态大致能够服众；然而一旦切换到毒枭的形象，就是一种荒淫狂放、酒池肉林的场景。这或许是毒枭的“真实生活”，但由于全耀焕兼有牧师的形象，这从本质上来说又成了“两层皮”，造成人物及其表演是断层和割裂的——他越狂放，就越浮夸，也就越消解他作为牧师的另一面，也就解构了角色自身，以至于你只能将其理解成一个精神病患者。
朴海秀扮演的崔昌浩也是一样，他有着正装熟男的属性，胜任片中的国情院官员简直毫无难度。但遗憾的是，一到片中假扮走私商贩的时段，他的状态就全面拉胯——大背头、花夹克、墨镜和随地吐痰的标志性恶习。如果这些是成功塑造一个黑道人物的捷径，那么写剧本或者表演特型人物这事似乎也太轻松了。这里的破功不能仅怪朴海秀本人（虽然也难辞其咎），因为此次换装前的一个细节是姜仁久在电话里提醒他「人设上是地下商人，穿着上要花点心思，太正派不合适」。但编剧在这里显然忘了，崔昌浩在此前曾经言及「自己也是一个牧师」，这个二元人设必然就在上述辣眼睛的着装和惯习面前不攻自破了。但吊诡的是，剧中的人物都对此毫无察觉、毫不起疑，或许就是因为全耀焕的人设本身就存在这种矛盾，因此根本不觉得对手身上也有这种矛盾。
整部剧在两人人设拉胯的开始，就走上了难圆其说的不归路。崔昌浩与全耀焕的会面，见证的与其说是向上发力的角力周旋，不如说是向下发力的相互拉低智商，气息当中不见硝烟弥漫，而只有前者的自作聪明以及后者的智商掉线，如此才能一碗水端平。第三集最大的悬念（也是剧中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是关于美国大使馆里有没有一个叫道格拉斯·哈珀的成员，而在确认了这个人存在之后，全耀焕不但解除了对崔昌浩的谋杀令，而且全然相信、奉若上宾。在这一集的几个重要对峙场景中，人物之间的对白之滑稽，总会令观众无端出戏，以至于演员脸上的笑都分不清是剧情中的笑、假笑，还是对剧情和自己人设的嘲笑。柳演锡的神情已经出卖了一切。
可以想象，除了赵祐镇之外，其他男演员的表现都堪称灾难，连主角河正宇也不例外，虽然他维持着一种相对平和、低调的演出方式，但其人设仍然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他原来就是一个牧师玩弄鼓掌之上的生意人，却在出狱回到苏里南之后，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耍得全耀焕团团转。河正宇扮演的姜仁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其动机。这不像其他二人明明白白，而是显得极其暧昧：姜仁久同意做卧底，是为了向国情院讨要毁于一旦的家产，可能还有一点是为同学复仇的愿望（这没闪几个镜头就没了），但这都没有构造出人物的弧光——姜仁久的人设一直是被各种外力推着走的，导致故事从始至终都没为其建立起一种绝对信念。韩国电影既然总想着和主旋律保持距离，自然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备精神境界的“爱国者”，但若没有信仰支撑（哪怕宗教也行），这个人物的骨架就零碎不堪，导致其行为也是一团流水账。在网飞快刀斩乱麻的节奏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为叙事而叙事的企图：为了强调人物有搏斗能力，就在前情提要中安排了父辈的经历以及其少年练习摔跤的背景；人物想结婚了，就给他粗暴地安排一个老婆；人物想去苏里南赚钱而老婆不同意，就立马安排俩警察砸了他的店。
这是一种奶嘴式的“直塞剧情”，对看惯了美剧的诸众来说，无疑会感到无氧窒息。其人设崩塌、剧情幼稚，将直男们的权力游戏演变成荒诞儿戏，是源于其内在的矛盾。按照上文的逻辑，这种矛盾可以归纳为韩国影视的膨胀欲和韩国影视的反体制叙事之间的矛盾。后者自然是观众再熟悉不过的一面了，韩国影视一向管制宽松，能黑政府黑出天际，让观众直呼爽毙。然而韩国电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以奉俊昊夺奥斯卡为顶点）实则导致韩国影视业的一种极度膨胀，而这种膨胀在实际中，恰巧遭遇了中国影视业同步的衰落。于是，这种盈亏和逆转，实际上就对应着全耀焕和陈震在唐人街的狭路相逢。这种膨胀，或多或少赋予韩国文化傲视东亚的底气。
况且，韩国影视如果不能在类型化和反体制激进路线（这都是拜宽松的制作环境所赐）偏执前行，就会绝对暴露其内在的贫乏。《苏里南》对应的，恐怕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贫乏，它无法调和一种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以及它内在的反对一切的永恒革命论（乃至虚无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许早就暴露在韩国影视中过于嘈杂的背景、过于较真的人物以及明确传达的“大男子主义”之中了。它偏爱弱肉强食中无法化约的良知，这一直可以被视为续命良药——然而一旦推及外部，让一种内在的文化争斗上升到同中华文化的外在割据，这种续命也就不灵了，因为它只能算是一种文化内部的仁慈，而在文化外部，还始终带着一种排斥性的狭隘。借网飞之手，韩国影视业带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在苏里南和中华文化展开了一场假想的文化争霸赛。尽管它不小心暴露了自身的实质性匮乏以及各方面的短板，但仍然轻松地获得了一场单方面胜利，因为它的对手在现实的局限下，既无力还击，也找不到任何渠道还击。【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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