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在韩国本土上映一个多月，《劫机》就迫不及待登上流媒体，多少有点像片中角色，在争分夺秒。片名既然是「劫机」，主体事件自然就固定于此。香港译名还多了一个年份「1971」，开宗明义地表示电影改编自具体年份的具体事件，而与当下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科技水平、制度层次、人物面貌，会带有特殊年代性。
针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飞机，投资140亿韩元（约合7300多万人民币）的《劫机》尽可能细致地作出了还原。不只是机型的相对老旧、窄小，而且还有相对应的民众生态。对彼时很多人而言，飞机依然是极其新鲜的事物，一方面，人本身强烈而躁动的好奇心呼应了他们即将面临的种种意外，另一方面，新鲜意味着初级，尚不完善的制度给这些新奇事件腾出足够空间。现在的我们当然很难想象，当时的飞机，选座是物理上先到先得的原则，需要乘客在开门的一刻赛跑，看谁能够占到心仪的座位。机上可以随便吸烟，扶手上就有烟灰缸，只是不能掸到地上。安全出口旁的乘客，可以不被赋予相应责任。
至于行李，只有软性要求，没有硬性规定，于是，甚至有老太太抱着一只活鸡上来，有心慈手软的副机长帮口，就能留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劫机犯庸旲可以如此随便地把炸药与刀具放到行李箱，带上飞机。关键是，除却驾驶舱的正副机长，只有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乘务人员在料理大小事务。而我们知道，现在飞行的各式繁琐规章制度，很多背后都有令人扼腕的惨痛事故。回到电影的时空，则是一切都在给劫机事件提供方便，使得电影可以非常迅疾地聚焦到这一主体上，属于在短时间内——无论是节奏，还是篇幅——都充满单刀直入的便利性。 而在韩国当下的商业制作体系里，把劫机这种充满冲突的故事拿捏好，拍摄好，不是什么难事。之前质量不佳的《非常宣言》都能去到戛纳，这部欠缺的无非是运气。
《劫机》在外壳上，至少是一部像模像样的爆米花产品。阵容里有明星，河正宇、吕珍九、成东日等等，都有一定吸引力，以及重要的说服力。也是因由他们三人超过其他角色的表现，平顺地把电影降落到安全范畴。而且整部电影没有门槛，因为阵营简单而明确，目标清晰而集聚，劫机犯只有一个，对付的是肩负义务的机组成员，各有心思的乘客。劫犯以一对多的胜算，在于用炸药杀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密闭空间，先发制人，刺激由此蔓延开去，也因此迅速成全了商业类型片的基础意义。
也就是说，故事当然是刺激的，玩到这一步，威胁，谈判，牵绊，制伏，在观众预料得到的起承转合里，所需要的紧绷感一点不少。而与此同时，因为过分熟练的编排，观众也很容易在一眼看到头的走向里，被这么多人无从解决一个不断露出破绽的劫犯磨掉一些兴致，即为了维系双方的相对平衡，电影需要削减战斗力。譬如保安官昌培被绑上了谁都解不开的结，前警察的拍档临阵逃脱，他也必然不复当年勇——扮演他的，就是当年把劫机犯扭送监狱的退役警察——而理应很有作为的机长也被弄伤。那么，有意思的反而是如此处理的目的。
其实很明显，《劫机》还是想要落到双雄对决的局面。这是为了让劫机事件更有可看性，也是，或者说更是，为了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出来，那就是副机长泰仁。他在应对危机时的胆大心细，乃至突破人体极限，完成系列壮举，都是在持续累积一位英雄的成分。而我们需要知道，电影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根据《香港工商日报》《华侨日报》的描述，飞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因为驾驶室是关闭的，二十一岁的劫匪直接威胁空姐，但显然机长能够在改道北飞时对外联络，最后飞机在三八线以南，被海岸大炮与九架空军战斗机迫降，而劫匪引爆手榴弹自杀，十六名乘客受伤。还有一些细节，包含保安官在内的机组成员，多是柔道或空手道高手，之所以有这样的预防措施，是因为两年前出现过南韩飞机被劫至北韩的事件，而这件事，在《劫机》一开始也出现了。
泰仁这一形象，显然就不是副机长一人的忠实还原，而是若干真实人物的戏剧改编。他能够大致凭借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可以认为电影在顺应主旋律需索，集中火力树立一个国家英雄。片末为他举行的种种致敬仪式，确实也有这样的派头。只不过，与其说是像内地主旋律电影《中国机长》那样树立典型，讴歌英雄，不如说《劫机》有意利用这种印象的趋势，来做出跳脱乃至背反歌颂的表达。要看到，在故事内外，泰仁都「需要」成为带有英雄烙印的灯塔式人物。由大的层面来看，大无畏的他是时代的典型人物，象征着南韩的国家形象，这是后续动作由来的根源。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按需裁剪的形象是会随时调转的。泰仁两年前，本在空军占据高位，但当他被要求开炮阻止刚才提及的被劫飞机开往北韩，看到身为自己朋友的机师在摇头，加上念及乘客性命，于是违抗上级命令。结果他被贬，来给民航做副机长。两年间，他所沉陷的道德困境是，开炮，需要冒着直接取人性命的风险，不开，结果是整架飞机被北韩扣留，十几个人再也没法归国，包括自己的朋友，而回来的那些人，则面临反复审查的高压。现下的劫机事件是以颇为笨拙的创作方式，把他摆放在雷同境况之中，但是调换了身份，且让他曾经的手下处在是否开炮的位置。而有了前车之鉴，他不仅想要解救必会开炮的前手下，免除对方同样的难堪，也想在最大程度上让所有人得到好结果。
泰仁身残志坚地祭出开头训练时带有浪漫色彩的90°冲天飞翔与180°观望视野，是顺应这类电影成熟笔触的表现，更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高光时刻。电影要拿这些高光来表现他的伟大，而这伟大，是要用来进行天问的。那时候，因为大多民航飞行员是由退役的空军飞行员担任，于是不容置疑的上下等级观念与制度也被带进航空事业，绝对服从导致了日后许多航空事故的发生，而无从遵守这一原则的泰仁显然是个连机组成员都在身后非议的道德破产个体。
等他通过壮烈牺牲完成拯救任务并被放大表彰，成为定格的道德高阶产物后，是以「机缘巧合」的人性光辉狠狠扇了相关体制一巴掌。无论是用进废退，还是翻云覆雨，都极具讽刺性地透显出彼时南韩大局的荒唐。在朴正熙时代中期，过分高压为日后制造许多雷区，《劫机》的劫匪，正是被时局摧毁的代表，电影动用了一定篇幅呈现他被意识形态推搡，甚至母亲还在仇恨中被夺走性命。人间悲剧勾连人间悲剧，在飞机上，他明确表示要逃离南韩之前，曾经稍微维护过的老太太，回馈他那只母鸡刚下的鸡蛋。底层暖意在这种环境下点缀出来，显然有很多反思意味。
就像泰仁，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希望庸旲死去，而是在他中枪后，强调让他也活下去。一方面，对应的是机长奎植在这些年难得给予他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他希望能够赎罪般换取所有人的安然无恙，还要以德报怨地给同是时代牺牲品的对方一个机会。讽刺的地方就是，被环境逼上绝路的两个人，是这次事件唯二的死者。补枪的保安官昌培就格外像是批量生产的时代产物，以阵营、污点判断他人，并且毫不犹豫地要将事态迅速扼杀于摇篮，不计后果。韩国影人素来愿意在电影里反思历史，观照现实。除了刚才说的大的层面，相对小的层面就关乎昌培这些割除副机长、劫机犯的微缩生态。
那显然是整个南韩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缩影，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有贫，有勇有怂，他们之间谦让、互助也好，侵占、互损也罢，连带着对周遭人等的表态，构成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际环境，如何在极端情况中做出反应，只不过是人性检验的一环。众志成城地抢救飞机，体现了人被感化后且短暂占上风的大我，但也表达了乌合之众需要很长时间去改变，这里的任何一点希冀，都携带着更多的慨叹与沮丧。于是英雄的塑造，不是引起更多英雄的站立，而不过是更凸显英雄效用之短罢了。混乱的局势——小的飞机，大的南韩——过去了，只留下鲜花与旗帜，泰仁妻子的哭喊则被淡化在背景里，这样的岔路，未必指向一个廉价的光明未来，个中对隐忧、警惕和期许那些不言而喻的省略，才是这部电影「离经叛道」的价值。（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